 原标题：让美国大法官扩容，拜登要捅一个“马蜂窝” | 京酿馆 针对最高法院大法官扩容等问题，最可能的结果就是不了了之。  文|陶短房 当地时间4月9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行政命令，宣布成立由两党成员组成的“最高法院改革委员会”（简称委员会），负责研究“最高法院改革事宜”。 消息一出，备受关注。 对最高法院进行改革？为什么要改，要怎么改，改成什么样，这些都成了很多人关注的问题。 委员会里有哪些人？ 最高法院改革委员会由前白宫律师鲍尔、前联邦副检察长罗德里格斯出任联合主席，成员共有36名。 这些成员既有律师、法学家、前联邦法官和法律界从业人员，也有宪法、历史和政治学领域的专家。 白宫声明称，该委员会最重要的职能是研究是否应增加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人数（目前为9人）；除此之外，还将研究是否应规定法官任职期限（目前除非失职、犯罪或自动退休任职终身）和任职年龄上限（目前无上限），以及研究大法官提名和确认程序是否需要修改等。 声明称，该委员会将“举行公开会议，听取其他专家、团体和有兴趣个人对将审议问题的看法”。 这一行政命令要求委员会在第一次公开会议后180天内完成相关报告，还表示该委员会在公布报告前不会公开发布任何具体建议。 委员会中，两位联合主席鲍尔和罗德里格斯都曾在奥巴马时代任职白宫，被认为“亲民主党和自由派”。其他的成员包括部分自由派甚至“进步派”人士，但更多的是稳健派、保守派代表人物。 由此看，委员会确实大体做到了兼顾党派平衡——否则它的成立本身就会遭遇更大阻力和争议，更别说其即将面对的一系列棘手且敏感问题。  围绕最高法院的博弈 美国宪法第三条并未明确规定最高法院人数，但南北战争结束后仅4年的1869年，最高法院大法官开始由9人组成，这一规模自此成为惯例，至今从未更改。 大法官由总统提名、联邦参院多数表决确 二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大体维持着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平衡。 两派要么人数相当（存在若干中间派），要么只有一人之差，这种局面加上大法官内部心照不宣的“摇摆惯例”（即某派优势过大时往往会有一名对立派大法官“突然”改变立场），令联邦最高法院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超脱于立法、行政机构无所不在的党派博弈，大体保持司法领域的中立。 但近年来，这一“超党派”底线却不断经受挑战。 先是民主党籍总统奥巴马试图通过“选举年突击提名”等手段，让自由派在最高法院占据优势，却遭到参院共和党人的强力阻击。 继而是共和党籍总统特朗普在4年任期内接连提名通过3名保守派大法官，令保守派在最高法院史无前例地占据6：3的悬殊优势。 由于现任大法官中最年长的布雷耶（82岁）是自由派，民主党人曾担心，一旦特朗普连选连任，而布雷耶在其第二任期内退休，保守派在最高法院的优势将扩大到7：2。 所幸特朗普在去年底的总统大选中败选，与此同时，民主党也夺得参院微弱多数，即便布雷耶退休，一位民主党籍总统和一个民主党席位占优的参院，也能确保用另一位自由派大法官递补，自由派在最高法院的占比劣势不至于进一步扩大。 但民主党内“进步派”并不满足于此。 他们早在去年就放出风来，要设法增加最高法院大法官人数，通过这种“掺沙子”的手法，尽早扭转本方在最高法院中的人数劣势，从而确保诸如“堕胎自由”、枪支管制、全民医保等所谓“进步议题”在联邦司法领域获得有利于本方的解释和裁决。 拜登在“踢皮球” 民主党内自由派一直希望通过“掺沙子”获得最高法院控制权，最后一次正式尝试，是上世纪30年代的小罗斯福主政时期。 但即便因“新政”民意如日中天的他，在这方面的尝试也以失败告终。 自那之后大半个世纪，再无人敢轻越彩霸 激进“进步派”组织“夺回法院”领导人贝尔金就一再催促国会民主党人“加紧行动”，称“增加大法官人数是恢复法院平衡的唯一方法”。 对此国会共和党人自然极力反对，他们指出这种所谓“打包”做法是放任党派政治介入司法领域——其本身理应是“超党派”的。 但民主党人反唇相讥。他们指出这样做的始作俑者正是共和党人。 2016年，保守派大法官斯卡利亚逝世，时任总统奥巴马提名自由派加兰递补，参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籍）麦康奈尔借口“大选年确认大法官人选妨碍司法公正”，迫使奥巴马撤回提名。 随后特朗普胜选，并提名保守派戈拉奇递补。 2020年9月，自由派大法官、87岁高龄的金斯伯格去世，仍是参院多数党领袖的麦康奈尔，却罔顾民主党人和自己4年前如出一辙的诉求，执意让另一位保守派人选巴雷特抢在大选投票日前几天“闯关”。  但问题是复杂的：事实上，很多民主党内和司法圈内的自由派人士也不赞成草率“扩容”，其中包括现任中年事最高的自由派大法官布雷耶。 这些反对轻率“扩容”的自由派人士，大多数认为“随意变更成法会削弱最高法院权威”、“法院应遵循法律而非政治原则”。 还有些自由派人士担心，大法官人数太多，会严重影响联邦最高法院的办事效率——要知道即便只有9人，最高法院目前的效率也早已为人所诟病了。 拜登本人的态度则一如其在大多数重大问题上那样模棱两可。 他曾多次明确表示“反对扩容”，却在去年10月选情最胶着时含糊其辞地承诺成立专门委员会讨论此事。 NPR电台援引知情人士话称，拜登目前左右为难，既不想冒险力推大法官“扩容”，又不愿得罪党内“进步派”，便借兑现竞选承诺之由成立两派势力平衡的委员会，然后将这一左右为难的棘手“皮球”一脚踢给这个委员会去磨洋工。 此事的最终结果会如何，目前还很难说。不过大多数分析家认为，鉴于兹事体大，且“进步派”在“扩容”问题上孤军深入，不了了之是最可能的结果。 □陶短房（专栏作家） |
不难看出，德宏州主要领导干部调整与瑞丽市疫情密切相关。短短半年多时间，当地连发三次疫情。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位于祖国西南边陲，总面积超1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30万。瑞丽市是其下辖县级市。
瑞丽市是一个以傣族、景颇族为主的边境口岸城市，与缅甸国家级口岸城市木姐毗邻，国境线长将近170公里，国土面积将近950平方公里，总人口21万人。
从数据上看，截至4月7日24时，云南省现有确诊病例79例（本土76例），无症状感染者44例。当前全国共有3个高风险区和6个中风险区，均在瑞丽市内。
根据官方通报，瑞丽此次疫情的首例阳性病例为一名缅甸籍人员，而在去年9月，也是两例来自缅甸的偷渡客入境瑞丽，导致当地疫情传播。边境防控成了重点难题。
事实上，这已是德宏州瑞丽市在半年多时间内第2次封城。
当地一名社区网格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与去年9月的封城相比，这次疫情明显更严重一些，但由于是主动检测发现，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更糟糕的结果。“上次封城结束后，所有行政、事业单位，以及一些爱心企业，志愿者就开始加入守边的行列，一直到现在。”
上述社区网格员称，她在3月29日就听到了疫情的消息，当时一直等待官方通报。3月30日，所有公职人员、事业单位、社区服务人员等进入紧张状态，“头一天肯定是有点担心害怕的，第二天开始停掉了手里的本职工作，工作量也加大。”
目前，她所在的社区已经进行了2次核酸检测，疫苗接种也在有序进行，与此同时，当地的物资相对充盈，一些爱心人士也进行了自发捐赠。
前一晚还在开发布会
龚云尊今年46岁，曾在云南省商务厅工作多年，担任过对外贸易处处长，省商务厅副厅长等职。2018年4月，任德宏州委常委、瑞丽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党委副书记、瑞丽市委书记，至今被撤职已有3年时间。
刚到瑞丽任职时，龚云尊曾表示，自己将始终对党忠诚，廉洁奉公，从严治党，团结干事，务实担当，坚定理想信念，带领全市人民创造幸福生活。然而龚云尊并未通过疫情的考验。
在今年1月下旬，瑞丽市还就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边境管控举行了边境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演练，龚云尊在指挥中心指挥了演练。
3月11日，瑞丽市召开网格化管理工作暨“全市居民戴口罩，我的健康我守护”专项行动推进会。当时，龚云尊在会上强调，不断推动网格化管理工作提质增效，坚决杜绝再次发生境外疫情输入事件。
事实是不久之后，瑞丽就发生了疫情。3月30日至4月7日，云南连续有新增本土病例。就在4月7日晚上，龚云尊还出现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情况。
他说，为加大社区管控，提升疫情防控精细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将继续对瑞丽市主城区（含姐告）实施居家隔离管理，解除时间视疫情情况而定。
德宏州、瑞丽市要深刻反思
瑞丽本轮疫情打破了内地省份持续多日的“本土零新增”状态。官方通报中特别提到，“3·29”疫情事件，严重冲击和破坏了全国、全省疫情防控大局。
连续3次发生新冠疫情，作为当地一把手，显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3月31日下午，云南省委书记阮成发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主持召开“3·29”疫情处置工作现场会议时说，在全国疫情形势发生根本性变化之后，瑞丽市再次发生疫情，德宏州委、州政府和瑞丽市委、市政府要深刻反思，切实扛起“内防扩散、外防输入”的责任。
阮成发要求，德宏州、瑞丽市党政班子要高度紧张起来，竭尽一切力量，把边境管好、把疫情防住。
防控疫情是新任德宏州委主要领导的首要任务。“火线”上任的姜山是一位“70后”（1970年12月生），今年51岁，曾任云南玉溪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省委省直机关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书记，云南省民政厅厅长、党组书记等职。
4月8日，中共德宏州委召开全州领导干部大会。会上，姜山说“省委安排我任德宏州委书记，这是组织对我的高度信任和重托”。
姜山说，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扛起为国守边固防的神圣职责。目前疫情处置工作正处在最吃劲的关键时刻，把疫情遏制住、把国门守好，是我们只能守住、不能失守的工作底线、责任底线。
他还提到，动用一切可以运用的手段、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采取更果断、更有力、更科学、更严实的“管、查、防、治”措施，坚决确保祖国西南安全。